三、把實踐與認識論切割是“去唯物論”的哲學路徑

    不難看出，完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絕不是單個學科的孤立任務，必須首先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落到實處，把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運用到學科的建設中。正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我國知識界今天存在著明顯的短板，原因在于對唯物主義哲學的嘲弄和摒棄。這股風當然不只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孤立現象，而是當代西方的總體哲學態勢，是當今世界歷史大變局對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新挑戰。探究其中的緣由，就哲學本身而言，把實踐從認識論中分割出來并使之上升為本體論是關鍵一環。而由于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特征之一，通過這種分割將其夸大為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虛化以至否定物質本體論，其可能造成的思想危害就不易被人察覺，甚至還可能被吹噓為“哲學創新”。

    實踐之所以與認識論不可分割，原因在于離開了認識論的實踐必然超越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最終滑入主觀唯心論的主體性哲學；反過來，排除了實踐的認識論，也就失去了論證認識對象客觀實在性的可能，在唯心論面前必然束手無策。所以，列寧、毛澤東關于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基本的觀點”是一個科學的判斷，它不僅強調了實踐對于認識論的決定作用，也強調了實踐只能作為認識論層面的范疇加以定位。從認識論看，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是基本問題、不容模糊，因為認識論首要的問題就是關于認識的來源問題。正如列寧明確指出的，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線的對立，就是“從物到感覺和思想呢，還是從思想和感覺到物？恩格斯堅持第一條路線，即唯物主義的路線”。[8] 堅持唯物論的認識論就必須確認認識本質上是反映論，即認識主體對于客觀實在的把握，而物即客觀實在是認識的來源。盡管唯心論的認識論形態各異，但共同點就是否認反映論，即否認認識的客觀對象是物。因此，列寧指出，實踐標準在馬赫與馬克思那里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唯心主義的實踐哲學只承認現象學意義的人類實踐，即實踐只能證明人的需要和人的經驗，不能證明自在之物和客觀真理。這種實踐觀支撐著歷史多元論、相對論和選擇論，不可能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只有唯物主義才承認“人類的實踐不僅具有（休謨主義和康德主義所謂的）現象的意義而且還具有客觀實在的意義”[9] ，證明“自在之物”不僅存在，而且可知。可見，把實踐與認識論切割，本質上就是把實踐與自在之物切割，從本體論上取消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從而否定物質本體論。

    實踐與認識論的這種內在關系證明了所謂“實踐本體論”的荒謬。實踐（認識論）是可以架設自在之物和為我之物之間的橋梁，但實踐并非“自在之物”本身。正如存在著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認識論之別，也存在著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實踐論之別。實踐天然具有功利性，但并不天然具有唯物性。以實踐為基礎的哲學，可以走向唯物論哲學，更容易走向意志論的唯心論哲學。也就是說，從實踐出發或以實踐為基礎，不能解決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性和客觀真理問題，不能區別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唯心主義的實踐哲學。因此，不能用實踐說明唯物論，而必須用唯物論去說明實踐。“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人類實踐的‘成功’證明著我們的表象同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論者看來，‘成功’是我在實踐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實踐是可以同認識論分開來考察的。”[10] 堅持認識論、邏輯和唯物辯證法的統一，才有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基和核心。

    從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基本歷程看，馬克思恩格斯是在實現了唯物論的轉向后，以此為基礎才制定了科學的實踐觀，不能離開馬克思的唯物論轉向孤立地談論科學實踐觀奠立了馬克思哲學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列寧反復強調，馬克思是沿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哲學路線繼續前進，才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在認識論上的一致性，決定了他的實踐觀也必然與費爾巴哈有著共同的基礎，這種一致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馬克思認同費爾巴哈關于客觀自然界是人類活動（包括實踐）的基礎，而人的認識活動只是通過語言的翻譯去了解客觀事物的觀點。費爾巴哈認為：這些詞不是沒有意義的，不是沒有客觀內容的；但是，我還是應當把原文與譯文區別開來。這就是說，主賓不能顛倒，認識論、實踐觀的正確導向是唯物論。馬克思同樣提出了要區分認識活動中的“正本”與“副本”（即現實歷史及對歷史的解析）問題，批判唯心論顛倒了兩者的關系。盡管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主要談論費爾巴哈的不足，但仍然充分肯定了他“想要研究和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表明了與唯心主義實踐觀的對立。其二，馬克思認同費爾巴哈不是人為自然界立法，而是自然界確立人類理性的界限的觀點。這就是說，自然界的秩序、必然性等不是從意識、理性、邏輯等引申出來的，而是客觀世界自身的屬性。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自然辯證法是歷史辯證法的基礎，客觀辯證法是主觀辯證法的依據；自然界不是人類理性的一部分，而人類理性只是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人的能動性不是根源于人的精神，而是根源于認識客觀規律性。因此，實踐不可能是世界的本體。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列寧充分肯定了費爾巴哈的哲學貢獻，甚至做出了這樣一些重大的評價：“費爾巴哈的觀點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費爾巴哈把人類實踐的總和當作認識論的基礎”[11] 。列寧對于唯物論哲學的傾心，足以讓那些蔑視唯物論哲學的人汗顏。

    把實踐與認識論剝離，通過去唯物論而鼓吹“實踐本體論”，這股風在我國哲學界來勢兇猛。當今我國思想理論界的一個最大的落差，可以說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而我們的校園、課堂和教材卻充斥著否定唯物論哲學的氛圍。用實踐哲學取代唯物論哲學被冠之以“創新”而成為時尚，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唯物論哲學傳統被炫耀成“實踐唯物主義的轉向”，用“以實踐為基礎的唯物主義”否定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化”，所有這些集中到一點，就是否定物質本體論，否定自然辯證法，否定客觀真實的規律。實踐本體論的要害就是否定自然辯證法。所以，堅持唯物論的實踐觀，關鍵是堅持自然辯證法。列寧突出強調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里，我們同樣可以讀道：‘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12]

我們可以斷定，20世紀80年代借助國外某些學者的觀點公然否定自然辯證法，把辯證法限制在人類歷史和實踐領域，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概括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實踐本體論試圖取代物質本體論的第一步。隨后的20世紀90年代，借助西方哲學的所謂“生存論”轉向，否定認識論哲學，從而抹煞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鼓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轉向”，是實踐本體論試圖取代物質本體論的關鍵一步，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顛覆。與此相連，在一些人那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成了反面教材，只有在批判時才偶爾提及。去唯物論、否定歷史客觀規律必然造成理想信念混亂的惡果，干部隊伍中也“有的對共產主義心存懷疑，認為那是虛無縹緲、難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馬列信鬼神，從封建迷信中尋找精神寄托，熱衷于算命看相、燒香拜佛，遇事‘問計于神’；有的是非觀念淡薄、原則性不強、正義感退化，糊里糊涂當官，渾渾噩噩過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喪失信心；有的在涉及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原則性問題的政治挑釁面前態度曖昧、消極躲避、不敢亮劍，甚至故意模糊立場、耍滑頭，等等”。[13] 有鑒于此，今天全黨應該加強唯物論哲學教育，加強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反對形形色色的唯心論哲學。

    四、世界觀的轉變是個根本的轉變

    毛澤東一貫強調知識分子的世界觀轉變，強調在知識分子中提倡并長期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可否認，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把這種世界觀的轉變與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政治立場內在地聯系起來，因而在今天需要與時俱進。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在今天仍有指導意義。我們除堅持毛澤東關于世界觀與政治立場之間相互聯系的基本思想外，還要特別關注他的以下觀點。

    第一，思想陣地，包括個人的世界觀，如果正確思想不去占領，錯誤思想就必然占領，不存在真空的所謂“思想自由”。現在有不少人借口“學術自由”、“人格獨立”而宣揚“價值中立”，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拒絕談論世界觀改造，甚至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視為學術創新、個人發展的障礙，這正是今天這些人包括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在內缺乏理論興趣的根源。毛澤東對此指出，其實這是某些人頭腦里舊思想對新思想抵制而產生的消極情緒：“聽說有些文學家十分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這個東西，說有了它，小說就不好寫了。我看這也是‘條件反射’。什么東西都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鉆不進去，因為舊的把新的壓住了。說學了馬克思主義，小說不好寫，大概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跟他們的舊思想有抵觸，所以寫不出東西來。”[14] 習近平也強調：“我說過，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于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15] 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尤其是思想輿論領域的斗爭，應當包括世界觀方面的斗爭；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共產黨人的自我革命，理應包括知識分子黨員的世界觀改造。

    第二，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必須營造氣氛、形成風氣。我們今天要形成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風氣，必須破除“非意識形態化”的思想氛圍。我們今天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追求，但這并不能成為非意識形態化的借口。大到國家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小到個人修身齊家、做人做事，都有一個為了什么人的價值抉擇，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基本的意識形態，誰也回避不了。在今天，誰都可以打民意牌、民生牌、經濟牌，但能否做到則由人民評判。問題在于無論人們做何種價值選擇，都要落腳到這一選擇的思想依據上，意識形態之所以不可回避的原因就在于此。判斷價值的思想依據無非是：或感覺主義，訴諸“良知”、親情一類；或理性主義，訴諸主義、學說一類。應該說，從凝聚力、影響力來說，主義是高于良知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在于它是科學的意識形態，是通過科學認識世界及其規律而掌握群眾，從而成為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強大生命力，表明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6] 不學習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站在人類精神發展的制高點上，這應成為我國社會的共識，更應成為我國知識分子的共識。

    第三，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必須投身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與向人民群眾學習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前我們要求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主要從階級立場和階級成分方面看，這點在今天已經不適用。但是，多數知識分子由于社會分工，與基層的社會生活還是有距離的，因而深入生活、深入群眾仍是知識分子世界觀轉變的必由之路。事實已經證明，大自然是人的命脈所在，實體經濟是虛體經濟的根基所在，生產生活是精神產品的源泉所在。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知識如何重要，人才如何定奪，最深厚最活躍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最強大最真實的創造力仍然蘊藏在人民群眾中。密切聯系群眾，虛心向人民學習，永遠不會過時。這就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講席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四期。本文系2016年度高校示范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題教學設計與實踐”（16JDSZK009）的成果。）